根据CNKI 收录的“国家文化安全”相关文献来看，国内从 1999 年开始才有这个主题的中文文献出现。当年有三篇直接以“文化安全”或者“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的论文。由胡联合、胡铭两人发表的《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简论》一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过程中，国家安全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发展为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等要素的“综合安全”，并且提出了西方国家有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 或者价值观) “信息霸权”“消费主义”等输出，危及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2］同年，林宏宇发表了《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认为文化渗透是霸权主义国家控制和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提出应大力宣扬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建立起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与自豪感。［3］朱传荣发表《试论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一文，初步分析了中国遭遇以美国为主的文化渗透与扩张及其危害，提出了要高度重视并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4］这三篇文章是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之际，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及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

几位作者不约而同在此时提出“全球化”与“文化安全”之间的矛盾，看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基本方式和妄图通过文化来“征服”中国的目的，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实质性危害，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从研究框架来看，这几篇文章可谓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全景式的分析，从原因( 全球化进程、文化交流、西方国家有意识的文化渗透) 、现状( 国内出现的系列文化问题) 、影响( 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危害国家认同等) 和对策( 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体制机制、明确国家文化安全目标等) 几个方面展开，形成了国内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基本框架: “问题—原因—对策”框架或者“问题—对策”框架。“问题—对策”框架虽然还谈不上很好的学理性、规律性研究，但是在揭示问题、划定场域、规范体系等方面还是为进一步深化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进入 21 世纪之后，国内“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快速发展，CNKI 文库到 2010 年度共收录“国家文化安全”相关中文文献超过 400 篇，其中硕士、博士论文达到 80 余篇，研究从刚起步时的“整体性”泛泛而谈走向细化、深化，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的问题细化。继续从整体上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研究的问题不断精确化。比如文化产业发展安全、新闻媒体宣传安全、网络文化安全、高校文化安全、文化资源安全等问题都有涉猎。二是研究视野扩展。不仅有传统安全观视野，也有非传统安全观的视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形成多角度多视角的分析和交流。比如沈洪波、潘一禾等学者的非传统视角的研究，为国内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理论体系建设。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不是一个“零碎”的问题，需要有理论体系的建构，于是胡惠林、韩源等学者开始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构建。

具体来说，胡惠林 2000 年在《学术月刊》上发表《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思考》一文，可以视为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分化、深化的开始。他认为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成为国际资本掠夺的一种新形态，文化产业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利益，针对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挑战，有必要构筑包括国家文化安全预警体系、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在内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5］潘一禾、沈洪波等主要以“文化学”“非传统安全”为研究视角和方法，分析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和文化安全问题，提出“当代的政治文化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各国政府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决定上，这种选择和决定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家文化主权的牢固和稳定程度”［6］。将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发展道路相联系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重大突破。沈洪波在其系列文章中提出区分文化生存、发展和霸权三种安全“标的”，并且指出“作为文化安全来讲，只有当文化因素的安全上升至影响整个国家安全状况时，才能视为国家安全本身，否则便是文化要素的安全”［7］。于炳贵、郝良华2002 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一文，分析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危害、方法、对策等内容，进一步明晰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问题—原因—对策”的基本内容。［8］石中英发表《论国家文化安全》一文，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意义、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进行了学理性分析。［9］特别是其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内涵、外延等理论问题的分析，可谓国内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突破性进展。韩源则集中研究全球化的本质内涵及其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联系、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基本变量、国家文化安全的空间维度、内在结构与外部关系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10］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从观念性、概述性、研判性分析推进到对“国家文化安全”具体问题、基本理论的研究，开辟出各有特点的研究视角并开始构建理论体系，形成了第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小高峰。

相较于第一个十年，国内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发展明显放缓。CNKI 收录文献数量在 2014 年、2015 年单年度达到 100 篇以后，开始快速滑落，到 2019 年仅剩 60 余篇，2020 年上半年仅 14 篇，并且研究的创新性、突破性，都明显处于徘徊甚至滑坡状态。一些前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专家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撤离，如于炳贵、沈洪波、潘一禾等学者已鲜有专题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成果发表。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基本矛盾及运动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及第一个十年那么热烈，重大创新性成果相对较少。

新出现的一些研究者转向细节、具体问题的研究，如程伟主要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演化、孙宁主要研究中共文化安全思想、赵子林转向对毛泽东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文化安全思想研究等。还有一些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以及文化资源安全、习近平文化安全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文化安全等方面，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相较而言，在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段出现了几篇比较重要的成果，这几篇成果对处在“滑坡”状态中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提振”作用。如涂成林教授 2018 年发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一文［11］，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欺骗性本质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并且在其他文章中分析了国家文化安全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安全和城市文化安全，指出区域性、地方性文化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对国家文化安全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研究都有一定的启示性。韩源教授团队在《论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中的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一文中深入论证了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问题，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本理论问题。［12］在《中国国家文化主权及其战略构建》一文中，就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问题，即国家文化主权进行了深入分析，阐明了国家文化主权的结构、核心要素、中国文化主权遭遇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是近年来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13］还有胡惠林教授《文化生态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一文，运用生态学成熟的理论范式，分析国家文化生态及其演化机理，提出了国家文化安全之文化生态学研究范式，可谓具有开创性的成果。［14］刘进田教授在《文化安全及其方法论自觉》一文中，在简明分析了诸如自由主义、结构主义等分析方法的优点和缺陷后，指出文化安全研究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并且提出了包含文化安全主体确认、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评估、文化安全威胁来源辨识和消除文化安全威胁对策的文化安全研究分析框架。［15］这几篇文献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问题或者核心问题、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有深刻的思考，对破解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停滞在表象层的问题、推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相较于文中列举的学者多属于单一成果，没有持续研究，虽也有一些闪光点，但是缺乏系统性; 同期，还有一批专著出现，如前文提到的潘一禾、于炳贵、韩源、涂成林、胡惠林等几位国内重要专家都有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学术专著，但这些专著的核心理论都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凝练地展示出来了，因此不必再述。当然，还有一些与文化安全紧密相关的研究，如王沪宁的《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 对主权观念的挑战》［16］、衣俊卿的《文化哲学十五讲》中都有国家文化安全相关重要问题的分析，对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和启示意义。

综合来看，国内目前主要有三个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理论体系比较“成熟”，有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观点和理论体系。

以“文化产业安全”为“国家文化安全”核心的研究体系认为，文化产业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内外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发展壮大先进文化抵御腐朽文化的腐蚀和国外异质文化渗透的主要抓手。为了叙述便捷，在此把这种研究体系简称为“文化产业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在众多的学者中，以上海交通大学的胡惠林教授的贡献和影响最大，出版了多部相关学术著作，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文化产业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的研究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17］导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造成“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这就使得全球化最终将不仅是经济战略问题，而且是文化战略问题，尤其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18］。西方国家( 强势文化国家) 正是利用文化产业对他国进行文化侵蚀的。“构成对当下国家文化安全威胁的主要方面，正是通过和借助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现代文化传媒形态和系统来实现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维护一个国家特殊的文化主权形态。”［19］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表现，其安危直接决定国家文化安全与否。因此，文化产业是应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具体抓手，是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入侵”、维护国家利益、反击文化霸权主义、供给文化精神产品、推动文化创新基本力量，所以维护文化产业安全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路径。［20］独立自主的科学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文化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与国家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国家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生态平衡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问题，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信息安全之间存在着力的同构关系，并且正是这种力的同构关系，形成了国家文化安全的不同类型: 文化政治安全、文化经济安全、文化社会安全、文化信息安全和文化环境安全”［21］。将国家文化安全置于宏观国际环境和国内复杂生态系统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的结构可以分为: 传统文化安全和非传统文化安全、内部文化安全和外部文化安全、国土文化安全和国民文化安全。整个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包括目标、能力和机制。［21］158－159并且针对文化政治安全、文化经济安全等不同类型，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文化产业安全的对策，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理论体系。

“文化产业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认为文化产业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抵御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主要力量，从文化产业安全的视角对国家文化安全展开研究，其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界定和分类等理论带有明显的文化产业发展机理、要素的痕迹。从整体来看，他们运用的是“问题—原因—对策”研究框架，走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径，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但是，这种方法也造成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理论、元理论的关注不够，甚至可能会产生强大的文化产业是解决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充要条件的偏颇印象。因此，韩源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国家文化安全有很强的相关性 ，但文化产业安全首先表现为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一个新兴产业的安全，因此文化产业安全又部分属于经济安全的范畴”［10］。同时，在对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带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矛盾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分析并不充分。

以“基本文化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其实就是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国家文化利益的根本内容就是国家文化主权，其中“意识形态发展的独立自主权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权是构成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要素”［13］。独立自主发展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意识形态和维护国家民族文化，是国家基本文化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内容。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以西南财大韩源教授及其团队的贡献和影响力最大，为了叙述便捷，在此简称为“基本文化制度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

“基本文化制度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认为现代全球化的本质依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本扩张过程，资本全球扩张冲动并建立资本在全球“稳定获利”的体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根本原因和目的。由此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质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反映的是国家作为整体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需求”［22］。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一般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文化成果一般不具有文化安全性质，与民族和国家文化利益直接相关的应该是事关民族、国家和制度认同的“个性文化”以及与国家发展目标和需求紧密相关的大众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由此将国家文化安全分为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公共文化( 大众文化) 安全三个基本方面。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文化秩序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韩源在国家基本文化制度的体系下，构建了意识形态立体发展模型，在意识形态的表现维度上要从观念化经制度化形式发展为社会心理化的意识形态; 主体发展维度上实现从社会( 民间) 主体经政党主体到国家主体的转化; 内部结构维度上实现从价值理想经理论学说向政策主张扩展，进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稳定结构。［22］同时，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构建现代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应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战略，形成相对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体系。西北政法大学刘进田教授同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认为“文化安全，主要是指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 、公共文化安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同时亦日益重视人类文化安全”［15］。

“基本文化制度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是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科学方法和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坚持“在存在着阶级差别和多元生产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会因物质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但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才会与同样由这种关系决定的国家政权相结合，而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12］。“科学的文化安全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要求把文化和文化安全建立在社会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基础之上，在改造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和维护文化安全”［15］。这种方法的显著特征也是该研究体系的显著优势，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本质、特征和对策，使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实现价值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统一，有利于在纷繁复杂中洞悉其本质。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抽象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具体战术、具体步骤等方面还不够明晰，比如如何将观念性意识形态转化为制度性意识形态、如何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民族文化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认为，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应该转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视角，探讨各民族国家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维护自身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独立发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浙江大学潘一禾和同济大学的沈洪波，他们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构建了独特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体系。为了叙述便捷，简称为“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

“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既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原因，同时也会带来本民族国家文化特征消失或者退化的隐忧。因此，她们认为“‘文化安全’在当代主要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特征’不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具体指人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语言和信息、国民教育体系等问题上的安全感”［6］。将文化安全分为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次，并且认为相较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其他安全问题所具有的特征，即“威胁文化安全的事例往往不是绝对和明白的正邪、善恶之争，而常常可能是正与正之争、善与善之争，是尊严与尊严的较量、信仰与信仰的碰撞”［23］。阐明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历史性、文化性特质，即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对文化安全的感悟是有差异的，并且根据“文化”的重要方面，把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分为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主要方面予以讨论。

“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的显著特点是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交流进而导致民族国家文化特色蜕化的问题视为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触及文化安全实际上是文化对政治、民族认同两个最为显著的国家安全“标的”的维护。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她们在研究进程中，逐渐意识到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之间的重大关系，指出“文化安全需求层次的不同，反映了全球化现代性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矛盾。”［24］特别是意识到文化安全对维护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体系”从文化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出发，非常具有开创性和启示性，但这一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如将文化活动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列入文化安全是否恰当就非常值得怀疑［23］，而且核心研究人员潘一禾、沈洪波在 2011 年后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有所减弱，鲜有成果发表，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除了以上三个比较明显的“体系”外，还有许多学者因为他们的研究特色还在形成之中。这之中有两个研究团队可能会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 一是以广州大学涂成林教授为中心的“城市文化安全学体系”; 二是以湖南师范大学赵子林副教授为代表的“文化安全思想史学体系”。涂成林教授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大意义，认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诉求，其实就是维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25］。认为城市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环节、主要支撑和第一防线，城市文化安全对国家文化安全和城市本身文化和独特人文历史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26］以赵子林副教授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安全史学体系”则侧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人物的重要文化安全思想，如毛泽东、习近平等人的文化安全思想，从大类上应该从属于思想的整理和发掘，这类型的研究成果还在增加，估计假以时日能成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过对目前的基本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正处在一个低潮时期，存在许多问题和彷徨，未来的研究将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相信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相关理论研究的推进，必将出现新的研究高潮。

“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缘起于社会实践需要，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因而“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研究并不是一般的、通用型的理论科学，带有非常浓郁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取向，甚至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或者意识形态属性。这种性质决定了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必须与国家性质、根本价值取向、根本战略目标等相一致。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研究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区别。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体系，服务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软实力”理论，总体上都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资本输出、全球利益“收割机制”战略的总结和思考，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但其根本性质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价值取向和战略目标相背离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决定了中国从不向国外输出“模式”和“价值观”，更不追求对外霸权，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实践有两大基本目标: 一是防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 二是主动建构人类文化交流互鉴、共同繁荣的共同体。从整体上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攻性”文化安全理论相反，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体系应该是“积极防御、互鉴共荣”性质。由此，不能在国外“软实力”“巧实力”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体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7］。因此，立足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大力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体系，将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28］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描述等，为我们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提供了基础理论、科学方法及价值取向。当前国内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基础理论的关注度还不够，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大部分学者都观察到“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但是对目前依然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必然性根据等问题还没有充分研究，导致国内的研究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对现象背后的必然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揭示中，包含着科学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逻辑依据，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手段都有揭示。再如“文化”的性质和发展特点方面，进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已经看到了表层的矛盾，比如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同一性”“通识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元性”与国内存在的意识形态“多样性”的矛盾等问题，虽然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对其深层的理论逻辑并没有完全揭示，还有许多模糊之处。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9］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并不是说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分析和结论，而是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解决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本质、基本矛盾等基础问题，为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理论发展的根本路径。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研究缘起于抵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实践需要，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内在规律的把握。正如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0］。理论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更在于能够指导实践从而更好地保卫国家文化安全。就目前来看，国内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多数还停留理念、理论体系建构层面，对实际问题及演化的定量分析、精确描述并不充分，对中国国内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影响因素等缺乏精确判断。［31］导致相当多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在分析具体问题时精准度不够，相关对策的实践指导性不足，对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目标、战术体系、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国家文化管理服务体制机制等实际问题的指导意义不够。为此，进一步完善基础理论构建的同时，应该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对实际问题的定量研究，加强对国家文化安全评估体系的研究，构建精确描述问题的理论工具、提出能直接指导实践的对策措施。